而这些国家内部各个地方之间的交往互动，也对该国的政局产生着重大影响。

[18]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承认：在实际工作中，常委会作出的法律解释不多，难于适应司法实践提出的要求。那么《专家建议稿》规定的这些扩大是否都站得住脚？对这些扩大是否还可以再扩大？让我们来逐一论证和分析。

主动解释是立法机关自己发现法律实施中的问题后主动进行解释，由于立法机关不处在法律实施的第一线，因此它发现问题的敏锐不及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二是具体审查性解释的提起人，包括最高法院（提起权）和在审法官及当事人（建议权），建议再增加最高检察院。可见这是联邦制下州的权力之一，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给省级政府宪法解释的提起权，等于是在加强联邦制色彩。[8]如果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有权提出基本法律的草案（和法律解释案），那么作为比法律解释更重要的宪法解释案由60人以上的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应该是能够成立的。第二，有利于克服立法解释的部门倾向，避免使立法解释成为一些部门扩大自己权力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

同时，不论是国务院、中央军委、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还是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都主要是实施法律的机关，而不是直接实施宪法的机关，他们实施法律时遇到问题可以提出法律解释，但因为他们很少直接实施宪法，因此提出宪法解释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数量上会少得多。比较开放、也比较有利于激活宪法实施体制的是第二种模式，即一审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请求、该法院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请求，但这一模式不仅涉及法院和检察院的关系（提出权给了法院），同时也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提出权给了地方），因此应当慎重考虑权衡。夫子曾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就此而言，林来梵对国体概念的梳理和王天华对国家法人说的引介值得重视。首先是韩大元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的研究。其他学者的相关论文参见龚刃韧：中国农村土地征收的宪法困境，《法学》2013年第9期。谭倩、袁立：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及其问题——以公民劳动权为例的论证，《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4期。

中国学者从基本权利入手，如果是避重就轻的暂时策略，尚可理解。本文介绍的这几篇从法史学入手的文章有助于充实人们对规范宪法之历史性的认识。

他所谓的制度性保障，实际是区别于基本权利的保障方式。应该承认，这些研讨存在论题重复的弊病，而且有些讨论并不深入。可惜的是，作者的研究经验描述有余，理论提升不足。尤其是代表的责任感这个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诉诸代表的个人素质，任何制度都无法确保。

认知属于理论理性的领域，其目的是以观察者的视角客观描述对象，因此需要价值中立。第一，拓展基本权利的新维度。经过数年倡导和积累，已有学者开始尝试建构中国宪法学的教义体系。我们亦欢迎学界同仁对本刊的评价再做评价，在此相互砥砺中，一个学科方能培植出对自身状况的反思能力，进而反哺其学习能力，最终形成健康的自创生系统。

[30]参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清帝《逊位诏书》，《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该理论的集大成者是德国公法学家卡尔#8226;施米特。

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8]作者指出前述结构乃是中国宪法的空间结构，除此之外，八二宪法还内涵一种时间结构，也即对历史的反思与改造，从而不断走向完善的趋势。因此，强世功借用并凸显这一概念，有可能在我国宪法学界造成误解。

苏力关于古代宪制的研究不仅是一种知识考古，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更新了人们对宪法（constitution）一词的理解。[14]参见赵晓力：论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此类论文值得重点评价。这类条款的弊病主要在于缺乏明晰性和可实现性。第二层架构是作为规范代表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对宪法制度背后的观念结构的研究中，张龑讨论摄政的论文深入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底层。

在知识梳理的基础上，作者最后从功能的意义上做了理论提炼。很明显，作者力求往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条款中注入个人基本权利要素。

学科研究与发展评价的关系亦然，前者为学科发展积累资粮，后者为学科发展探明方向。当前，大多数宪法学者均视国家为黑箱，只关注规范性的宪法，似乎宪法的运作无需特定的政治基础。

赵晓力研究全国人大代表之构成的文章[14]虽然提出与韩大元文章类似的改善举措，但针对的问题则并不相同。在2012—2013年间，这18种期刊共发表宪法学论文大约230篇。

这项法律措施既促进了城乡面貌的改变，也由于不规范操作而酿成了诸多悲剧。经过此种否定意义上的排除，作者随后得出肯定意义上的结论，即《宪法》总纲中第2—5条、第9—10条、第13条、第16—17条、第30条的部分条款，第二章中第33—41条、第46—48条的部分条款，以及第三章的全部条款均可直接适用。在政策选择上，各国多赋予经济发展以优先地位。因此，本文列举的只是论文运用的主要方法论，出于篇幅的限制，只能追求典型性，无法照顾全面性。

从规范宪法学进路探讨宪法适用时，论者皆预设宪法已经是成熟稳固的规范文本，所需做的工作只剩下两种：一种是把规范文本体系化，化解其中的矛盾。前者是指公权力机构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决定或行为，后者则是指以特定宪法条款为目标作出的决定或行为。

导致其无法直接适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缺乏明晰性、稳定性和可实现性。第三类文章的宗旨是揭示制度背后的观念结构。

正如文章题目所示，张翔的工作仍是宪法教义学的初阶，因为作者在文章中尚未开展实质性的建构，而是只回答了欲进行建构所需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在该文中，作者首先梳理了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体系的发展历史，认为其中的框架可以作为建构中国宪法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借鉴。

借助于这种观念结构，不仅辛亥革命之后的训政实践得到解释，现行宪法的实践亦可从中获得启发。之所以说不可能，是因为宪法秩序的基础是理性，而行政专权的本质在于应对例外状态，理性永远无法事前预料到所有的例外状态，这也就意味着行政专权永远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33]参见高全喜、田飞龙：协商与代表：政协的宪法角色及其变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一方面，社会权亦是一种生产性资源，从而对经济发展具有内在价值。

另一种是把具体规范清晰化，用其调控现实政治的运作。两位作者回顾了政协发展的历史，并探讨了政协在目前宪法框架中的地位。

[27]作者的核心命题是，宪法文本与社会现实间的冲突在所难免，为保持适应性，宪法不能僵化不变，而应适时调整。[45]拋开该学说的具体内容，揭示其产生的宪制背景更有助于读者把握其精髓。

[16] （三）对基本权利的研究 对基本权利的研究之所以受人青睐，很大程度上或许是因为容易操作。宪法条款由此被区分为水火难容的两类，一类是可以适用的，另一类是不可以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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